从后殖民到冷战再思「本土」:《卢麒之死》作为后雨伞文学

2020-06-17 作者: 围观:633 11 评论

黄笔下群众散聚的随机、不可解,和六六暴动论述的诉求(由反天星头等舱加价五仙到反殖民;左右派两路选择不涉事)相映成趣。运动中大家彷彿有甚幺具体的要求和连繫,但一经盘问,大多数人都说是因为「好玩」、「好奇心」、想「直接体验」、「反对坏政府」或者根本说不出为何(十二人中只有两人说得出反对加价)。(166)事实上,六六暴动不能说与香港本土意识无关:苏守忠衣衫上写的「democracy」(见:《信报》2016年7月3日〈六六乍现 本土论述五十年后仍存困局〉)正是说「香港人意识」萌芽──「我」生于此;「我」在「此处」的公共事务要有份参与;要求民主。

黄有勾出六六涉事者的政治论述,但的确是为它赋予较边缘的位置:卢麒「不能给殖民主义定义。活在殖民地的人在这样不快乐的境况;」(91-92),所以「不快乐」不仅是个人沉溺更是殖民处境(但讽刺的是「殖民地欠缺永久性和无所适从」[167]是出自殖民者口中:「殖民经验」就是被人代言,和错认他人是「我」(群众经验?))。但同时香港身份的「后殖民」框架又变了调,因为「殖民主义」的实践在香港并不如印度、阿尔及利亚一样,是「(英、法)帝国对被殖民者」的对抗,反而是「勾结殖民」才产生的自我认知,所以殖民主义在香港才「不能给定义」。(如何理解这种既为受害又为同谋的关係?黄似乎在问:如果解决「被代言」的处境的办法不是「发声」、「行动起来」,而是沉默、从历史中退场、「第四可能」?)

有论者谓黄未能处理「中港政治深层结构」。部份原因或者是因为论者处理香港的殖民性时,仍然囿于「两个殖民者(中与英)之间」的论述 。然而黄的企图却是处理香港作为冷战前缘的境地:卢麒、卢景石之母皆为专服侍美国水兵的舞女,所以才有较佳的英语能力可以在殖民地法庭上一展身手(「还道是风月情浓」[207]);「艳情年代」(封底语)全是指向美国、冷战格局下的香港角色。香港之所以成为「苏丝黄」、舞女大班美国水兵的情色想像的发源地,不只因殖民、东方主义,更是香港在冷战下扮演的独特角色,姓社和姓资之间的,幽媾。只有在冷战格局(渔村成为「国际」大都会)下才能理解为何香港成为凯悦酒店举办「殖民史上最大的鸡尾酒会」、有「苏格兰男格裙」、「和服」、「旗袍」、「沙厘」的奢华宴会的背景:「后殖民混杂」的「普世主义」是因为冷战、因为(两个)世界在此的偶然聚集。(121)黄处理的问题不是「中国作为(另一个)殖民者」,而是晚期殖民与冷战的勾结共谋格局下,「反殖作为表演」:「民族主义」。卢麒曰:「我不想讲英语,因为我是中国人」(171)作为反殖策略而非本质性的认同(说「我是中国人」(即使我知道这身份存疑)因为明知我说时有人会觉得冒犯)(正如说「我不是中国人」因为明知有人会觉得冒犯)。「民族」、想像的共同体,本身就充满演献成分,因此也牵连最多情感体验。

六六事件在历史交错中的有趣之处正在于它不为任何意识形态所吸纳:它超越了冷战期间国共、资社等势力对峙的阵图(或为之所弃);它不高呼「本土」、「自决」(「喊『(香港)独立』会被人推下及掩口」[92]),卢麒死前疑似有意赴美流亡及「上书广州」(96),生前「收留」他的陈姓人士亦似乎和国民党有关,但最终各方势力虽然身影幢幢却从不直接涉事。它有反殖的意味,但借天星小轮加价五仙为口实意图推翻殖民统治任谁看也是不可能的事,更像是事件发生后一个试图为情绪宣洩赋合法性的说法(卢麒就说过「根本没有计划,大家只是萍水相逢」[98])。

它甚至不能进入六八全球(反殖)学运风潮的浪漫景观,因为时间也因为与事者未及大学水平:大学学生会事后声称「加以谴责」、「深信要达成『世界和平』……根除『帝国主义』『殖民地主义』『新殖民地主义』……『社会不平等』」(130-131),这些学运典型话语和六六肇事者说的反殖论述如出一辙,但发言身份不同便连历史地位都不一样。六六事件是为历史所弃,但也因此,最能确认其「本土」的特质的事件:它分明,只可能,然而,不得不,在香港(冷战下的「东方之珠」)发生并遗忘。

黄也借不同人的话语,点出六六戳破了英治香港「自由民主」的「核心价值」神话。「(卢麒语:)『在香港这个所谓民主橱窗,有很多事是冇解的。』」(132)「(一名参与九龙右派暴动的人士)『在这自由民主的(殖民地)香港跪了成十分钟』」。(150)「我(卢)很奇怪,在这廿一世纪(黄后按语:「(如果那不是误)」),美国在世界的另一边发射登陆月球火箭,在这一边仍存着十八世纪的殖民统治」(161)。而「民族」(黄:(无法摆脱中国大陆)〔189〕),黄也借被逐出境的国民党间谍绝密档案道破其虚幻:「黄永贤(按:高级警司、殖民华警)……非为物质酬报(按:即为「理想」)……以欺诈及不忠(按:殖民地下何谓忠与不忠?)的方式行事(为一个不存在的「祖国」),我(按:殖民总督)无法再信任他们。」(192-193)

共产中国和六六的对照点则在于其反讽的对比:「『社论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空前伟大的革命群众运动,是一场极为尖锐複杂的阶级斗争。』(卢麒却……(在)「简单而凌乱」的单位,自己一个人在走廊煮饭……」)(96)青年郁闷指向这种在冷战环球秩序中无以安身的状态。黄的「后殖民之后」书写所探问的是,如何处理经过冷战重塑的多重殖民经验?「民主」在甚幺情况下成了任人观赏(表演、演献、奇观)的世界橱窗?「反殖」「后殖」是否也落入了同一个窠臼?

常言本土「香港人」意识来自固定的对语言、文化、地域的认同,黄承继《烈佬传》的做法,反其道而行,质问「香港」身份论述背后掩埋的本土经验。群众经验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的终极起源不可解(或者是因为一场豪雨、日蚀),但确实地在历史时空中聚集和分散,对应的是香港本身,因为历史的偶然(殖民、冷战、中国离散)而聚合成城,所以分散、「出卖」、「遗弃」,几乎就是我城的命运。黄的一些句子剑指香港近年的群众运动:「每一群众爆发都要有人牺牲。有人死;如非就不完成,如半」(63),对应雨伞运动偶有耳语说「有人死在警枪下的话运动就(可能)会成功」;「快乐革命;他们在打麻将,烧嘢食」(140),对应雨伞的嬉戏式抗议。如果说雨伞话语尝试将本土身份推上政治峰顶,那幺黄重新拆解了群众运动、本土论述的亮丽黄袍,却某程度上切中了雨伞、鱼蛋里蕴含的群众情感经验:最初快乐、然后失望、恐慌、并以疲惫倦怠作结,几乎就是伞后香港政治走势的简要。如果说历史为时代、群众而非个体所写,那幺黄似乎认为,这些看似庞大浩瀚的单位,都是为情感所驱动,是这一点(而非其他如,理论修辞、具体诉求、本土情结)令六六和雨伞、鱼蛋有串连起来的机会。

结语

黄碧云对雨伞、旺角骚乱颇有批判,已有专文论述,在此不赘。这些批判往往直指「民主」的核心问题:「人民」,民主政治的主体,本来是无界限、无可完全代表/再现的;群众运动的情感结构却倾向泯灭这道再现人民的限制。试比较:「群众之中的快乐,很快变质」(47);「广场的人们开始吵架。她老早便知道。路上的人,以为他们是当初与唯一。」(〈阴天,间或有阳光〉);「当时的热情多幺动人,热情很多时候都自作多情,以为人们,人民改变了历史。」(〈谁?是你吗?革命是自由之最,其后?──记香港国际电影节纪录片〉)而这也是黄念兹在兹的、革命推动历史前进背后,大家不明言的种种残酷之发源。黄碧云一直诘问的是「人民」到底包括了甚幺人;声言「为民主抗争」的人其实又有多了解他们以为在拯救的人。「谁是人民?广场上的是人民,七百公里以外,一条村落,一间破旧房子,在看电视的,是不是人民?……漠不关心,不行使人民争取回来的投票权,她只关心眼前的野草,一一的把它拔掉,这个手裏不会闲下来的种地女子,是不是人民?」(〈谁?是你吗?革命是自由之最,其后?〉)

但黄在《卢》的取态又显然和以往把雨伞运动、旺角骚乱视一整体为评价有所不同,反而深入六六历史群众之中,以档案文字试图直接重现群的複杂经验。而我们马上发现「群众」本身也是拒绝再现:「群众」只可以是“They”,他们(173);与「群众」的连结也是暂时的、可以分解的:「我们(他与群众)」(49)。叙事观点越是游移在众人之间,越是发现「群众」之不可接近、之不能成为「我」,这或者才是黄最「早知必然失败」的地方(也因此「距离那个时代太远」并不是问题:「距离」是群众能够言说的前提)。也是黄的文学写作中一直相当重要的,「如何代入其他人」的问题:

自画是我看我,我是他人之死之中的我,这样在我读《第七天》的时候,我是余华是杨飞是为一个得了假iPhone作礼物而自杀的年轻女子是强行流产的弃婴是火灾车祸死者是九层地狱咒诅之最静坐在那裏还没有走到被火焚烧的希望之土的那一个只有一个并无其他这幺的一个自知并且能够感受的,一个人。

──〈黄碧云如何读:痛苦是狂喜还是寂静〉

但代入群众的失败取而代之的,是对群众情感经验的体认。如果每一个人都不是「群众」本身,历史上声言「群众」的所作所为便越发可疑;群众的情感便是,或者是唯一的,历史真实。

黄看出的、卢麒和梁天琦的连繫,也是在于这些纠缠的情感经验,反而不是具体的历史处境(虽然我们也可以问,到底(后)冷战和殖民是否真的已经离开了「自由民主的香港」)。黄的引文记下的是梁天琦由意气风发到受挫、自我怀疑的历程,有一些如梁说自己「疑神疑鬼」、「唔想出街」(224)、大学主修哲学(225)等,颇呼应黄笔下卢麒的形象,但主力是刻划了作为(因历史偶然而成为的、并骄傲地自认的)群众领袖的梁天琦的「犹疑」。当黄屡次在面对群众时仓皇离场的历史人物前自问「是我吗」时,其实也间接透露了黄的取态:软弱、犹疑、无力面对宏大历史,是人性,「我喜爱(按:被(看见群众时乘的士离开的)杜叶锡恩批评对不公义不够愤怒的)卢景石的软弱,因为可亲」(160);假装比软弱多的,即不诚实。

这或者是「还原为人」的另一途径:不是以私密换取「我也是人」、不故意暴露、「表演」个体的一般且以为可亲(Karl Kraus:「当人被待之如禽兽时便高呼自己『也同样是人』,当人行径如禽兽时便高呼自己『也不过是人』」),而是接近「人」最不可亲近、连自己也无语叙说之处,亦即是人之繁、杂、複。这样,个体和群众,不可亲近,也不能分割。

[完]

【其他评论《卢麒之死》的文章】

* 封面油画照片原图由作者提供